（一）青铜簋的西周礼制定位
青铜簋作为西周 “礼器体系” 的核心器物，其诞生与 “列鼎制度” 密不可分。据《周礼・秋官・司寇》记载，西周贵族以 “鼎簋配套” 彰显等级：天子用 “九鼎八簋”，诸侯 “七鼎六簋”，大夫 “五鼎四簋”，簋作为盛放黍、稷、稻、粱的食器，既是祭祀时 “敬天事祖” 的礼器，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西周早期，簋多为圆形、双耳、圈足，纹饰以饕餮纹（兽面纹）为主，凸显 “敬神畏鬼” 的宗教氛围；至西周中期，纹饰逐渐简化为夔龙纹、鸟纹，器形更趋规整，体现礼制从 “神本” 向 “人本” 的过渡 —— 而 “作宝彝簋” 正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。
（二）“作宝彝” 的铭文传统与文化内涵
“作宝彝” 是西周青铜器常见的铭文格式，意为 “制作此宝贵的礼器”，通常伴随器主姓名、家族 lineage（世系）或祭祀目的，如 “某某作宝彝，其子子孙孙永宝用”，核心是通过青铜器物实现 “家族记忆的传承” 与 “祖先祭祀的延续”。西周时期，“作宝彝” 类青铜器多由诸侯国贵族或王室卿大夫铸造，既有实用功能，更承载 “慎终追远” 的文化使命。此次乾隆御藏的 “西周作宝彝簋”，器内底铸有 “作宝彝” 三字铭文，字体为西周中期典型的 “波磔体”，笔画粗细均匀，转折圆润，既保留甲骨文的质朴，又初具金文的规整，是研究西周文字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从考古发现来看，“作宝彝” 簋在陕西扶风周原遗址、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均有出土，多与鼎、爵、尊等器物配套，印证其在西周礼制中的核心地位。而乾隆御藏这件，因器形完整、铭文清晰，且历经皇家收藏，更成为 “作宝彝” 类青铜器中的传世精品。
- 1980 年伦敦苏富比 “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” 专场
- 拍品编号：338 号
- 成交背景：仇焱之藏品专场以 “来源清晰、品类珍稀” 著称，此次上拍的作宝彝簋因附带《西清古鉴》拓片与吴大澂题跋，成为专场焦点；
- 市场反响：最终以当时高古青铜器天价成交（具体金额未公开披露），被伦敦古董商埃斯卡纳齐购得，奠定其 “清宫旧藏青铜器标杆” 地位。
- 2018 年澳门多禄溙 “周宝彝 — 清宫旧藏作宝彝簋” 专场
- 估价区间：400 万 – 600 万美元
- 成交亮点：专场以单一拍品命名，创佳士得高古青铜器拍卖先例，吸引全球 12 位藏家竞价；
- 价值逻辑：成交价格（未公开具体落槌价）远超同期同级别西周簋（普通西周中期无款簋市场价约 100-200 万美元），溢价核心源于 “乾隆御藏 + 名家递藏 + 著录完整” 三重稀缺性叠加。
二、器物解析：西周作宝彝簋的工艺特色与时代风格
（一）器形：西周中期的规整美学
乾隆御藏的西周作宝彝簋，通高 22.5 厘米，口径 18.8 厘米，腹深 10.2 厘米，圈足高 6.3 厘米，整体呈 “圆形侈口，鼓腹双耳，圈足外撇” 的经典造型，符合西周中期青铜簋的主流风格：
- 侈口：口沿向外微撇，既方便盛放食物，又在视觉上拓宽器形，避免臃肿；
- 鼓腹：腹部弧度从口沿至圈足呈 “缓收” 趋势，最大直径位于腹部中段，容积适中（约 2.5 升），兼顾实用与美学；
- 双耳：耳形为 “兽首衔环” 式，兽首以浮雕工艺打造，双眼凸起，鼻梁高挺，衔环可灵活转动，既增强器物的装饰性，又方便搬运；
- 圈足：圈足外撇呈 “喇叭形”，底部装饰三周弦纹，既提升器形的稳定性，又通过 “弦纹分层” 打破圈足的单调，体现 “规整中见细节” 的设计理念。
与西周早期青铜簋相比，这件作宝彝簋摒弃了 “方座”“盖” 等复杂结构，更注重 “线条的简洁与比例的均衡”，反映西周中期礼制稳定后，青铜工艺从 “繁复求变” 向 “规整实用” 的转变。
（二）纹饰：从 “神性” 到 “人文” 的审美过渡
器物纹饰分为腹部主纹与圈足辅纹，层次分明，风格统一：
- 腹部主纹：采用 “夔龙纹”，以 “二方连续” 的方式环绕腹部一周。夔龙纹为 “一首双身”，龙头朝上，龙身弯曲呈 “S” 形，龙鳞以 “细线刻画”，龙爪为 “三趾”，既保留早期饕餮纹的威严，又弱化其恐怖感，更显灵动。西周中期，夔龙纹逐渐取代饕餮纹成为主流，象征 “祥瑞与守护”，反映贵族审美从 “敬畏神灵” 向 “崇尚礼仪” 的转变；
- 圈足辅纹：装饰 “云雷纹”，线条细密交错，作为主纹的衬托，既填充圈足的空白，又与腹部夔龙纹形成 “粗与细”“刚与柔” 的对比，体现 “主次分明” 的纹饰布局原则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件簋的纹饰采用 “地纹 + 主纹” 的双层铸造工艺：先以云雷纹为地纹，再在其上铸造夔龙纹，使纹饰呈现 “高低错落” 的立体感。这种工艺需在制范时精准控制纹饰深度，避免铸造时出现断裂，是西周中期青铜铸造技术成熟的标志。
（三）铭文：西周 “波磔体” 的文字价值
器内底中央铸有 “作宝彝” 三字铭文，竖排书写，字径约 2.5 厘米，字体为西周中期典型的 “波磔体”——“作” 字左半部分笔画舒展，右半部分紧凑；“宝” 字上部 “宀” 呈 “覆瓦形”，下部 “贝” 字笔画清晰；“彝” 字上部 “米” 字形结构规整，下部 “糸” 字线条流畅。三字间距均匀，布局对称，既体现西周人对 “秩序” 的追求，又反映文字从 “象形” 向 “表意” 的演变。
从铭文内容来看，“作宝彝” 虽简短，却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：“作” 表明器物的制作目的，“宝” 凸显器物的珍贵性，“彝” 则点明其 “礼器” 属性，是西周贵族 “以器明礼” 的直接体现。与同时期长篇铭文（如 “大克鼎”“毛公鼎”）相比，这类短铭文更侧重 “标识性”，常见于中小型礼器，印证这件簋可能为西周中下级贵族所用，后因工艺精湛、保存完好，逐步进入皇家收藏。
三、御藏传承：乾隆时期的青铜收藏风尚与作宝彝簋的流转
（一）乾隆的 “金石之好” 与青铜收藏热潮
清代乾隆时期，因国力强盛、文化繁荣，“金石学” 兴起，皇帝本人更是痴迷青铜收藏，曾下令编纂《西清古鉴》《宁寿鉴古》等大型青铜器著录，收录宫廷藏器数千件，形成 “史上最大规模的皇家青铜收藏”。乾隆收藏青铜的核心目的有三：一是 “证经补史”，通过青铜器铭文考证上古历史，弥补文献不足；二是 “彰显正统”，将西周礼制与儒家思想结合，强化皇权的合法性；三是 “审美鉴赏”，将青铜器作为艺术品陈列于宫殿，体现皇家品味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大量民间传世青铜器被征集入宫，乾隆御藏的西周作宝彝簋便是其中之一。据《西清古鉴》卷十三记载，这件簋于乾隆十四年（1749 年）由江南盐商献给乾隆，最初收藏于宁寿宫 “石鼓馆”，后因器形精美、铭文清晰，被移至养心殿西暖阁，成为乾隆日常鉴赏的 “案头清供”。
（二）乾隆对作宝彝簋的 “御笔加持” 与保护
乾隆不仅收藏青铜器，更注重对其的修复与题跋。这件作宝彝簋入宫后，乾隆命造办处 “依原样修复，勿伤古意”：对圈足处的微小裂纹进行 “锡补”，既加固器物，又保持纹饰完整；对铭文进行 “拓印”，收录于《西清古鉴》，并在拓片旁题跋：“西周作宝彝，文简而意赅，器朴而韵足，真三代之珍也”，落款 “乾隆御笔”，加盖 “古稀天子”“八征耄念之宝” 等印章，进一步提升器物的文化价值。
此外，乾隆还为这件簋配制了 “紫檀木座”，木座呈 “方形”，四周雕刻 “夔龙纹”，与簋身纹饰呼应，座底刻有 “乾隆御藏西周作宝彝簋” 字样，既起到保护作用，又明确其皇家收藏身份。这种 “青铜配紫檀” 的组合，成为清代皇家收藏青铜器的典型方式，体现 “古器新饰” 的审美理念。
（三）近现代流转：从宫廷到博物馆的传承
清末民初，社会动荡，宫廷珍藏大量流失，这件作宝彝簋曾一度流落民间，被收藏家张伯驹收藏。1956 年，张伯驹将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，后经文物专家鉴定，确认其为西周中期真品，且保存了乾隆时期的御藏痕迹（紫檀木座、拓片题跋），成为故宫博物院藏西周青铜器的重要代表。如今，这件作宝彝簋虽未常年展出，但在《故宫青铜器馆》《中国青铜器全集》等出版物中均有详细著录，是研究西周礼制、青铜工艺与乾隆收藏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四、文化价值：西周作宝彝簋的多重历史意义
（一）礼制研究的实物佐证
作为西周中期的礼器，作宝彝簋的器形、纹饰、铭文均符合当时的礼制规范，为研究西周 “列鼎制度” 提供了鲜活案例。其 “一簋” 的形制，结合铭文 “作宝彝” 的标识，可推断器主为西周中下级贵族（如士或下大夫），印证了《周礼》中 “大夫四簋” 的记载，弥补了文献对中下级贵族礼制描述的不足。同时，器物的 “兽首衔环耳”“夔龙纹” 等元素，与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簋高度相似，反映西周时期不同地区礼制的统一性，是研究西周国家治理与文化整合的重要资料。
（二）青铜工艺的时代标杆
这件作宝彝簋采用 “范铸法” 铸造，从器形的规整度、纹饰的清晰度、铭文的完整性来看，西周中期的青铜铸造技术已达到 “精准化” 水平：
- 制范：地纹与主纹的双层范设计，需先制作 “模”（器物原型），再翻制 “外范” 与 “内范”，并在范上刻划纹饰与铭文，误差需控制在 0.1 厘米以内，避免铸造后纹饰错位；
- 浇铸：青铜液（含铜 80%、锡 15%、铅 5%）的配比精准，既保证器物的硬度，又使其易于铸造；浇铸时需控制温度（约 1080℃）与速度，避免出现气泡或浇不足的缺陷；
- 修整：铸造完成后，对器口、圈足等部位进行打磨，使线条流畅，对铭文进行 “剔刻”，增强字迹的清晰度。这些工艺细节，展现了西周工匠的高超技艺，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（三）皇家收藏的文化符号
乾隆御藏这一身份，为作宝彝簋赋予了超越 “西周礼器” 的额外价值：
- 金石学价值：乾隆时期对这件簋的拓印与题跋，是清代金石学研究的重要成果，其拓片被收录于《西清古鉴》，成为后世研究西周青铜器的重要参考；
- 审美价值：紫檀木座的配制，体现了清代 “古器新用” 的审美理念，将西周青铜的古朴与紫檀木的温润结合，形成 “古今交融” 的艺术效果；
- 传承价值：从乾隆御藏到张伯驹捐赠，再到故宫博物院收藏，这件簋的流转历程，反映了中国近现代文物保护与传承的艰辛，是 “国家宝藏” 传承的典型案例。
五、结语：跨越千年的青铜对话
乾隆御藏西周作宝彝簋，虽只是一件高约 22 厘米的青铜食器，却浓缩了西周礼制、青铜工艺与清代皇家收藏的三重历史维度。它从西周中期贵族的祭祀礼器，到乾隆皇帝的案头清供，再到故宫博物院的珍藏，跨越两千八百余年，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传承与演变。
当我们凝视这件青铜簋时，看到的不仅是 “作宝彝” 三字铭文的质朴、夔龙纹的灵动，更看到了西周工匠的技艺、乾隆皇帝的审美、张伯驹先生的情怀 —— 它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中国文化 “慎终追远” 的精神内核；它是一座桥梁，连接起古代礼制与现代文明。正如青铜本身的坚韧，中国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 “器物传承” 中，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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